凝聚改革共识，需要寻找最大公约数。改革要有助于遏制腐败，这毫无疑问是最大公约数之一。
现在，群众满意的是我们的道路对、政策好，不满意的是一些干部的作风和腐败现象。今天对党和国家构成最大危害的不是别的，就是种种脱离群众的不良风气和人民深恶痛绝的腐败现象。腐败犹如毒瘤，如果任凭其愈演愈烈，最终必然亡党亡国。坚定不移惩治和预防腐败，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意志。
腐败与个人思想意识、道德品行有关，但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不仅是写在纸上的法律、章程和规定，还需要有切实管用的体制机制才能落实。因此，改革是必要的。
改什么、怎么改，才能有助于遏制腐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纪委十八届二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这里所说的三种机制，为通过改革遏制腐败指明了努力方向。
一是要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有腐必反、有贪必肃，始终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坚决查处大案要案，这是遏制腐败必不可少的一手。这些年，中国查办腐败案件的力度惊人，仅2012年，全国就有16万余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立案件数、处分人数、移送司法机关人数都比上年有两位数的增长。受到惩处的腐败分子，上至党和国家高级干部，下至基层公职人员，表明我们党所说的不管涉及什么人，不论权力大小、职位高低，只要触犯党纪国法，都要严惩不贷，绝不是一句空话。中央强调，反腐败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坚持党纪国法面前没有例外。
惩戒机制是“高压线”，任何时候都松动不得。这方面的改革，一要坚决改变一些地方和单位对贪腐行为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的状况，做到法纪准绳不容变通，使腐败的代价高到足以震慑和吓退贪欲的地步；二要进一步改进完善查办案件的工作制度，充分保证纪检监察机关和司法机关查办案件的职权，从体制机制上解决查办案件中的疑难问题，确保反腐败专门机关高效运转；三要完善群众揭发举报贪腐行为的制度，强化信访、媒体、网络等检举渠道，使“伸手必被捉”成为常态。
二是要形成不能腐的防范机制。“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防范机制的核心，是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它至少包括三个方面：其一，健全和完善各方面制度，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其二，按照制衡原则配置权力，确保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防止任何人大权独揽；其三，加强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显然，这方面的改革任务还相当繁重。应继续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加强反腐倡廉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善于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反对腐败。应该加强对典型案例的剖析，从中找到规律性的东西，深化腐败易发多发领域和环节的改革，最大限度减少制度漏洞和体制障碍，比如要最大限度减少各级公职人员在行政执法中的自由裁量权等。应认真深入地研究权力配置问题，使各层级权力既责权相符，又相互制约，不允许任何人有独断专行的权力。应坚定不移地推进施政行为公开，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完善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司法公开和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健全质询、问责、经济责任审计、引咎辞职、罢免等制度。
三是要形成不易腐的保障机制。什么是不易腐的保障机制？笔者理解，这应该是指国家为公职人员提供合理的薪酬待遇水平，保证其能够过上与其身份地位相称的体面的、有尊严的生活，使其珍视自己的职业声誉和待遇，不愿、不想因贪腐而丧失这些声誉和待遇，从而自觉拒绝腐败的那样一种机制。
新加坡政府的廉洁程度在世界上得到公认。李光耀曾在各种场合阐述过他的廉政思想：要让部长们当清官，就得确保他们获得足够的报酬，不必贪污也能过得合乎身份地位；政府官员的工资，必须跟能力和正直程度同他们相似的人管理大公司、成功的律师楼或从事其他专业所获得的收入相当，这是建立廉洁政府的保证，“廉价”的政府不可能廉洁。这些思想显然有其合理性。对于遏制腐败来说，严明的法纪与合理的待遇，一个都不能少。这方面的改革任务，仍然艰巨而繁重。如建立公务员和企业相当人员工资水平比较制度，形成科学合理的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完善公务员工资形成机制；调整优化工资结构，提高基本工资所占比例，降低津贴补贴占比，严格控制职务消费；大力整顿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保护合法收入，规范隐性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加强领导干部收入管理，严格执行各级领导干部如实报告收入、房产、投资、配偶子女从业等情况的规定，对隐报瞒报、弄虚作假等行为严肃处理，等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总有人认为依靠中国现行政治制度不可能解决腐败问题，只有照搬西式民主，腐败问题才能迎刃而解。这是完全错误的观点，经不起事实的检验。
西方民主早已沦为“金钱游戏”、“集团贿选”和资本玩弄民意的过程，竞选拼的就是金钱，而烧钱的选举必然产生捞钱的腐败，西方国家主要政党违法收受政治献金的丑闻一直不断。1992年意大利爆出的“米兰贿赂丑闻”涉及2000多名政要，2006年美国“游说门事件”牵扯到近300名国会议员，2010年3月英国“游说门”丑闻也有多名前内阁大臣牵涉其中。西方高官台上清廉、卸任后暴富是西式腐败的又一大特点，每次换届选举之后，总有不少政府高官与企业家在政府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交替变换角色，这被称为日益加速的“旋转门”现象；台上冠冕堂皇地“播种”，台下合理合法地“收获”，老谋深算的政客和精明的资本家之间配合默契、心照不宣，官商之间投桃报李、权钱交易的把戏玩得极高明，高明到公开、合法的程度。世界上许多实行西式民主制度的发展中国家，腐败照样猖獗。“透明国际”每年发布的全球腐败指数报告显示，世界上最腐败的10个国家与地区，多数实行的就是西式民主制度。被称为“世界上最大民主国家”的印度，西式民主已经实行了60多年，但其腐败问题仍然极其严重，在“透明国际”的排名中一直靠后。而政府廉洁得到公认的新加坡，建国以来实行的一直是一党执政的政治制度，从来不曾完全实行西式民主制度。
中国的反腐败斗争需要借鉴世界各国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反腐败的有益经验，但照抄照搬别国模式从来不能成功。我们必须从本国实际出发，通过不断深化改革创新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反腐倡廉之路，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李艳玲)
中国廉政法纪网摘编：亓淦玉 |
